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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找事系列：周信芳与裘丽琳的生死情缘（转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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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找事系列：周信芳与裘丽琳的生死情缘（转帖） -- 安普若 - (6504 Byte) 2010-11-20 周六, 20:48 (3527 reads) |
ceo/cfo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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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恩，7龄童住在常熟路上，长乐路口的沿街小洋房里，小时候常常从沪江别墅出来， (667 reads) 时间: 2010-11-21 周日,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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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eo/cfo 在 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到南华新村，以及隔壁的周公馆玩耍，那时已经不是周的一家了。
上文提到的上海工部局，里面任职的华人算是当年混不错的，不少是海归。转摘一篇供参考批判
张和声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身披战袍，右手执剑，左手拥盾，盾牌上刻着一首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我相信上海！/发誓要忠于上海，/ 这是我生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准了机会，/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信誓旦旦，信誓旦旦，/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1928年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宣传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自称为“Shanghailander”。《英汉大词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不加任何诠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英侨分为四类：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最多，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团。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退伍，军人Maurice Tinkler 等人的档案表明，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他们经营小旅馆、小商店，做钢琴调琴师、书商，开牛奶棚。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矛盾重重，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其生活轨迹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受聘来华，融入英侨社会，工作二三十年，最后退休，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也有的留在中国，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生儿育女，延续2代至3代者所在多有。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
从1815年到1914年，英国有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中国工作的广告，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192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600名之多。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的求职竞争。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那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回不了英国。有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到中国来冒险求富，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如“双枪Cohen”、“独臂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有的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1928-1929年间，就有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戴义思(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子，有着光明的前途。······当时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涉世不深，身无分文，在英国地位低下，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即羡又妒。”
当时英国的报纸宣传都把中国描述成相当理想，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展前途，在中国挣钱容易，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馆工作，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一到上海马上就有仆人伺候，Meyrick Hewlett 在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A.H. Rasmussen 在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
在上海住的更宽敞，生活水准更高，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他们来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J.T. Pratt 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J.O.P. Bland 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他的父亲声称家里经济困难，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他不得不自谋职业，于是便来到了中国。当然，也有个别人因为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新来乍到的英侨，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就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也见诸文字。W.J. Morre 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初到上海，“船长Miners 欢迎我的到来，我们坐在走廊聊天，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该注意的事项，他们与中国人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旧人谈，新人听，酒后饭余，中国通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1927年4月，Louis Hamilton 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上海，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中国通。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一个腔调。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同时确立自己的身份——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语，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之见。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英侨一到上海，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忠于自己的“种族”。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酒吧餐厅里的交谈，俱乐部的活动，共济会的参与，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信奉“上海人”的理想。
“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如请客吃饭，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否则你就不知所从。”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 花园占地65亩，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上海总会位于外滩，档次最高，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会员卡要价极高，普通的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西人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香，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者，虽意气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大多数俱乐部，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乐部活动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美国总会在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德国总会在1917年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也是一个社交场所，新朋旧友相聚于此，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但俱乐部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并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有的才出校门，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传教士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如共济会，青年协会，运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是英侨社区的基础。
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一起结伴，一起工作，一起玩，一起就餐，一同参加俱乐部，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1928年，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社交场所，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希望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要求雇员早睡早起，早餐前出门骑马，练好身体，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1928年，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无聊的夜生活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A.H. Rasmussen 回忆起第一次签单时说：“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教会组织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1859年，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基督教〉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却不无故乡之感。运动才能极受重视，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橄榄球、曲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也是一种公共活动，在赛马的日子里，外商都歇业参赛，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他便离开白俄姑娘，出去溜马。半小时后，天色泛白，寒风刺脸，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却早已忘了白俄姑娘的姓名。”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离故土，来到远东打天下，挣大钱，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在印度，英国人凌晨4时就出外猎豺，到6点才结束，吃好早餐，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追逐头扎红布的人，玩起来也没劲，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1863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布鲁姆（Augustus Broom），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因为当时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北华捷报》的老板在1866年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它写道：“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上午读书，下午外出跑马，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也有助于社交，两三好友，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20年代末之前，举行重大体育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大把花钱。在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当然也带有上海特色。赌博尽管是非法的，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Maurice Tinkler 1919年来上海，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因家道中落，在1915年便辍学参军，成为下等兵，在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1919年8月，他来到上海，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他在家信中写道：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这可决不是夸张。它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远东最漂亮的城市。入夜，灯火通明，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绿树葱茏，一旁是美丽的喷泉，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国轿车。
在Tinkler看来，上海并不意味“东方”，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处于底层，并牢骚满腹，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常出入夜总会、舞厅和剧院。作为一个下级警察，他工资不高，但也足够他开销。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样”。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他加入共济会，广交朋友。在闲暇时间，常到郊外打猎远足，出国旅游。他是侦探，有专用的汽车。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视阔步，炫耀他的新衣服，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不习汉语，对中国的事务很少涉及，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要保持英国身份，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的雇员的教化着手。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新人，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与华人通婚则更是难以想象的，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并不被视为异类，甚至还鼓励这样做，以利身心放松。在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英侨以单身居多。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但是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从1923年到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人们由此推测，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尤其是在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这使英国人感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1908年，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威胁在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1937年，汇丰银行总裁写道：“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三：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界线，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22个俄罗斯人和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男方均为英国人。但是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队的利益”。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在英国寻找配偶。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那简直是大逆不道。Tinkler 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在30年代中期，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海军军官Charles Drage 写道：他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Marijo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同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大加抨击。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象。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30年代之前，外国妓院、按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的歌舞厅卖唱。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不少人卖笑妓院，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有之，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可以批准通婚，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高级职员不在此列。1927年，工部局警官Parker 的中国配偶经过委员审核，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同意结婚，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在婚姻问题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海军上尉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但中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侨所难以接受的。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午餐tiffin, 十万lakh, 帐房shroff, 仓库godown, 苦力coolie, 码头bund, 仆欧boy, 小孩chit)也在中国流行。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Swire 的一个雇员回忆道：“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
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国人是统治者，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而且在中国是列强并存，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在中国高视阔步，目空一切，在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上海人”操一口英语，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大英帝国的行话，又夹杂盎格鲁——印度的俗语，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
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对华人讲话，先要用英语，以示尊严。“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语，对20、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是下等“白人”，穷白人才去学汉语。除因环境所迫，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话，也仅限于口语，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曾经穿上中式服装，结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在闷热的7月中旬，《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男士才显得精神，”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短裤。“衣着不整，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正直、勇敢、公正，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China’s Million评论员写道：“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人正派的绅士。”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踢，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尽管证据确凿，罪犯却被陪审团宣布免于处分，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罪”。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帝国派头，尚武作风、体育精神。1928年，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一年举行一次营会，平时还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从1900年到1938年底，上海商团扩充了16倍。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饰品。在阅兵游行时，商团列队穿过租界，表示英侨的自信，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十分隆重。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他们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1925年5月30日以后，许多的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轻则轰出社区，重则押送回国。对于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娶华人、欧亚裔或白俄为妻，酗酒打架，吃中国食品，和中国人一起打工，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工部局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国内，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上海人”尽管“傲”，但毕竟很“孤”。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上海人”之所以岌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体，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若无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有现实的身份，为了保护其利益，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以主人自居。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正如当年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陷入“孤”的窘境，“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傲者必孤，孤者必败，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史林杂志》2004年第6期
1843:一个英国学者眼
浮华上海滩──英
作者：ceo/cfo 在 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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