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4th, 2007[建议]建议银行印制千元和五百元大钞，并取消分币和角币
建议银行印制千元和五百元大钞！
10月初本人要到香港去访问,因此叫秘书去中国银行换了一些港币.结果我发现所换的港币全是千元和五百元大钞.1万港币也不过10张千元大钞,挟带起来比较方便.象我们这个还没有普遍使用信用卡的国家，为了便于流通，印制一些千元和五百元大钞是非常必要的，建议中国银行试发行一些千元和五百元大钞。
当然也可能带来另一个大问题，在我国制造大额假币的情况更为风狂。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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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吃饭，饭店前台竟然不收我给的一角的硬币（10个，当一块钱付帐）。
现在分基本上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估计角也快了。
人民币的面值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调整一下，方便10多亿人民大众。
我的初步建议是：
取消分币，角币只发行五角面值的，并增发行面值200元、500元和1000元的人民币。
October 4th, 2007 at 4:44 pm
标题:“‘新社会阶层’人士要时刻准备着”
2007年10月03日 17:46:37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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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日电（记者孟娜）张连起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会带两样东西：儿子的照片和笔记本电脑。
“我自己都数不清每年多少天在出差，没有时间照顾１５岁的儿子，所以常带着他的照片，抽空看看。”张连起说。
４３岁的张连起是北京中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事务所拥有１０００多名员工和好几家分部。另外一件张连起经常挤时间做的重要事情是，“随时打开笔记本电脑，为当前国家遇到的一些棘手的经济问题‘献计献策’”。
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名联络员，张连起经常在工作中与客户、同事和经济学专家探讨会计行业乃至中国经济如何能更好地发展。
最近，他向中央统战部写过两封建议信，一封关于如何防范经济过快增长；另一封关于如何防范股市泡沫。“这两封建议信应该会转给有关部门做参考。”他说。
张连起２００６年参加了由中央统战部主办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在这个班上，我进一步了解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总体形势，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考察，接受国情教育。”
张连起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１０多年，有体面的收入。然而，他以前总觉得“在社会上没有根。作为统战部的联络员、参加‘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为国家建言献策，这些让我觉得有了和执政层面沟通的渠道”。
“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称谓来自于２００１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七一”讲话。
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张连起一样，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总裁林凯文也属于这个“新社会阶层”。他在２００６年参加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后，认为自己开始从更高的层次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
中共中央从２００４年起，每年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定期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每期培训班的规模为５０人左右，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六局局长林智敏说，举办培训班的目的是进一步团结和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我们通过培训班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通报党的政策，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情况；发现、培养和选拔新的社会代表人士，建立一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她说。
目前，中央统战部已经建立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后备人才库，其中有不少是参加培训的学员。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已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正在建立和完善评价体系，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代表人士，林智敏说。
来自统战部的最新数字说，目前中国的“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为５０００万，他们掌握或管理着１０万亿元左右的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认为，“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力。他们在表达政治诉求方面日趋积极，并期待提升社会认可度。
目前，全国被选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有９０００多人，被推荐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３万多人。
林智敏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专业水平高、参政议政愿望强的特点，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有序参与政治、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她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甄小英说，“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活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进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开始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的职务。
今年４月，工学博士、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各部委中首位来自民主党派的部长。
６月，科学博士、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陈竺是改革开放２９年来，中国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也是继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非中共人士。
张连起说，万钢和陈竺的任命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的“新社会阶层”人士走上重要的岗位，“‘新社会阶层’人士要进一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时刻准备着”。
October 4th, 2007 at 4:55 pm
标题:新京报：十七大“新社会阶层”代表介绍当选程序
新京报：十七大新社会阶层代表介绍当选程序
http://www.enorth.com.cn 2007-09-17 02:29
十七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 资料图片
国人翘首以待金秋十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集中了7000多万名党员的意愿，寄托着13亿多中国人民的厚望，2200多名代表，将出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名普通基层党代表的人生轨迹可以映照党和国家探索的路径。 本报从即日起开辟“对话基层党代表”专版，遴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基层代表，通过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平凡故事，透视社会与民生的演变和进步，生动展示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恢宏的时代语境下取得的成就，以迎接党的十七大的召开。
1972年12月，18岁的重庆姑娘、长安汽车集团“下料”工人孙发荣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她的所有工作就是把硬邦邦的钢材裁成产品需要的各种形状，重复而单调。那时的孙发荣，对法律一无所知，最爱看的书，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顶替父亲进入国企的孙发荣来说，她当年拥有的是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
35年后，53岁的孙发荣以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身份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成为首批律师界仅有的几名全国党代表之一(律师代表另有湖南律师翟玉华、安徽律师赵玉中等人)。
在这份2217人的党代表名单上，像孙发荣这样被归纳为来自“两新组织”的代表引发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这些在经济舞台上早获承认的建设者终能在最高层的政治舞台上亮相。
作为中国社会新阶层的代表，重庆律师孙发荣日前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从此，中国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有了律师的身影。9月10日，孙发荣接受了本报的专访。她表示，这表明执政党对律师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认可，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视。
律师当选 表明行业主流为社会所认可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当选了十七大代表？
孙发荣：其实早在2002年，我就当选了重庆市的党代表，也是全国律师界第一个进入省级党代会的。今年5月23日，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当中进行了预选十七大代表的正式候选人，27日正式选举。我作为党代表参加了这个会，会一开完，《重庆日报》就公布了重庆推荐的十七大代表名单。
新京报：当选党代表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孙发荣：党代表的选举过程非常复杂。我自己亲自经历了基层支部推选。觉得这次推选和以前不是完全一样，2002年十六大代表的候选人选举是在会议上酝酿和选举，而这一次是之前就从基层开始推荐，每个党支部、每个党员都有权推荐。
推选以后就是党委汇总，再上交给司法局党委。后来重庆的党代会上对代表名单进行了确定。之前还进行了一些座谈，召集我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同行业的人，征求意见。
新京报：当选之后有没有想过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
孙发荣：当然。名单一公布，全国律协会长、深圳律协会长都给我打了电话来祝贺。他们都说，这是全国律师的喜事，律师能够进入执政党最高层的代表会议，这表明执政党对律师行业的重视，对依法治国的重视。
新京报：伴随着“两新组织”成员经济地位的提高，你觉得律师的社会地位有何变化？
孙发荣：我认为，律师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永远都是民主法制的重要力量。即使经济地位没有上升，也有很高的政治诉求。1988年王工律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是第一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民营律所，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地位。当然，目前社会对律师还存在很多误解。所以，这次全国党代会有律师代表，这说明律师行业的主流还是为社会，为执政党所认可。
初识法律 对律师的正义形象源于电影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当工人，后来怎么会走上法律这条路？
孙发荣：我当工人只当了一年多就转为企业的保卫干部，就是企业里的公安，实际上也是政法工作，那个时候属于民警。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搞刑事案件，治安处罚。工作接触得多，自然会熟悉很多法律。但那时的法律太少，我记得反复学习的就是《宪法》《治安处罚条例》，好像还有《婚姻法》。
新京报：那个时候对法律的理解是怎样的？
孙发荣：那时对法律的精神和含义真的是很懵懂，都是操作性的，完全没有程序正义这种概念。我记得，真正让我们对法律能够有一点启蒙的，是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那时专门组织了学习，我们公安系统学习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严格按照这个来操作，办案会有很多困难。对于那些重物证轻口供的法律精神，大家都不是太理解。
新京报：这种环境会不会很难产生对律师的尊重？我曾经遇到过为江青集团辩护的律师张思之先生，他说当年有老百姓在大街上骂他。
孙发荣：律师制度是1978年才恢复的，审理“四人帮”是在1980年，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行业还非常陌生，加上对“四人帮”的厌恶，普通百姓是有不理解甚至对抗的情绪。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说，那个时候老百姓也认为律师是很高尚的职业，很多老律师们大都很有才华，比如史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司法部长)，很多人对律师是非常敬重的。
此外，那个时候律师的作用很不明显，我记得1982年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长安集团的大会场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些重庆的律师出来为被告人辩护，他们都是让人尊敬的老律师，文质彬彬，但是很多围观的群众还是对他们非常不满意。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给律师留下多少空间，案件都是当庭宣判，判决书之前已经全部打好，只是走一个程序，律师辩与不辩，其实作用不大，一些死刑犯都是宣判后立刻就被带到刑场去执行。
新京报：在那种大的社会语境下，你怎么还要去考律师资格证？
孙发荣：和那个年代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从电影中获得对律师的最初印象。有几部电影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印度的《流浪者》；一个是国产片《风暴》，里面有领导“二七”大罢工然后牺牲的施洋大律师。电影里的这些律师形象给了我一个非常正义的印象，而且当时年轻，什么都想学一学。
注册律所 选择“下海”不是为了钱
新京报：我们发现很多“两新组织”的成员都有和你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你当时有没有犹豫？
孙发荣：从1983年开始，我就已经在西南政法大学读函授的法律专业，1986年毕业。律师资格考试也在那一年恢复，我当时就想去考，但公安不能参加考试。1988年我又报名，还是说不行，我不愿意去搞假证明，所以1989年我就离开公安系统，1990年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那一年重庆有1900多人报名，最后有75人考上了。
我从长安集团的法律处考上律师资格证后，当时四川省还不能办理兼职的律师证，所以我就去了律所，做专职。但是，第一次当律师还是去国办所，当时的重庆第二律师事务所，还是算干部调动，那时我的行政级别已经是副处。真正脱离体制内，是自己注册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之后。
新京报：按照九十年代的说法，你应该属于干部“下海”？
孙发荣：对，但是初衷并不是这样。那时的律所基本都是国办的，司法局想为重庆法学会办一个律师事务所，叫我组建，本来是打算办成国办，但是那时政府已不给编制了，只能自己出资。于是我拿出自己两万块存款，另一个律师拿了一万，一共三万就去注册了。
新京报：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考虑过收益吗？
孙发荣：在长安集团当法律顾问的时候，我的工资已经有160多块，比很多领导都高。调到司法局下面的国办律师事务所之后只有90多块，一下就掉下来了。你知道最初的诉讼费有多低吗？一个刑事案件是30到50块，民事案件是按照(标的案件涉及金额的多少)收费，但是也是非常低。那个时候的选择不是为了钱。
身份转变 从公安到律师曾经很痛苦
新京报：从公安人员到执业律师，身份的转变在心理上是否会有一些对立的矛盾？
孙发荣：的确，有些转不过弯，当然主要是刑事案件。因为我曾经长期做刑事侦查，知道侦破抢劫、盗窃、强奸这些案件非常困难，现在还要为这些人辩护，心理上很痛苦。明知他们有罪，还要做减轻甚至无罪辩护。
两种身份的对立会带来一些很复杂的感情，身处环境不同，感受也就不同。比如，我做公安的时候，有时抓到一个嫌疑犯，可能身上穿的衣服就是赃物，但他就是不认罪，感情上会很厌恶。但是现在做了律师，刑讯逼供是我坚决反对的，因为让私权可以与公权相对平等，是我们的责任。
新京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律师在司法体系中似乎还是得不到尊重。
孙发荣：地位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事案件你去开庭，当时的法官也像检察官，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在面对两个立场相同的公诉人？法官的审判方式也是究问式的，没有一个平等的控辩模式，对律师来说都很难受。民事案件上的调查取证也非常困难，即使现在律师去工商查一个档案，也必须得先有法院的立案通知书，但是律师在证据准备阶段的时候可能还不能立案。这些都让律师感觉很困惑。
当然，整个九十年代从大环境来说已经有所宽松，像一些改判的案件，辩护效果都还不错。不像律师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辩护没有实质意义。
参会计划 关注依法治国与民主法制
新京报：对于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你对参会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孙发荣：2002年我第一次当重庆市党代表，当时就觉得我身边都是领导干部。我在会上发言都是围绕法律问题来讲的。当时的感觉就是抓住一切机会，比如记者采访，我就说重庆有三千多名律师，为政治稳定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团内发言也是这样。现在重庆组织部已经通知我们去开了个会，讨论十七大的一些材料。包括我在内，大家也在积极准备参会工作。
全国党代表名单公布当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全党的嘱托，神圣的使命》。我想里面写的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包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了解社情民意，把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的情况，把广大党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清楚，集中起来，反映到党的十七大上去”，而且我本身就是基层代表，对基层的情况非常清楚。当然，我最关注的话题，仍然还会是依法治国与民主法制。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重庆记者李静睿
名词解释 “两新组织”
“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所谓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非公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则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
2007年8月，中组部负责人就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当选的代表结构比较合理，来自各行各业，还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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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新京报 编辑：吴极
October 4th, 2007 at 5:06 pm
标题:南京一高龄老人当街摔倒无人敢扶
南京一高龄老人当街摔倒无人敢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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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龄老人头破血流倒路边无人敢管！
中午吃完午饭回公司，走在路上，北门桥那里，对面走来一个老人，看年龄至少70开外，颤颤巍巍的，就走到离我2、3米的地方，他回头朝后面看看，但还在继续往前走，好像被什么绊了一下，然后直直的，仰面摔倒。。
我吓了一跳，立即停步，我第一想法就是——还好，离我还有点距离，应该不会赖到我头上吧。。。
我们一起5个人，都不动了，周围也还有几个人，都站住了
没人敢上前。。。
然后我看到他后脑有血渗出。。。我喊了一句：流血了！
然后旁边有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朝我们说：不要管，不能扶，赶快走。。。说着自己急急忙忙的走了
这时候有个女孩子，把他扶起来，到旁边烟酒店的台阶上坐下，还买了餐巾纸让老人吧血擦一下
我们打了110，110说马上到
然后老人坐在那里，那个女孩子还在旁边守着，还问要不要把老人送医院去
然后边上几个人就和她说：赶快走，赶快走，不是你碰到的你就不要多事，你没看电视啊，这种事不能管，这么大年纪的，万一有个什么问题你就说不清了
这个女孩子好像很疑惑，很不解，我心想。肯定是不上网也不看新闻。。。
不过众人都这么说，她也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也许还想，为什么帮人不可以呢？
老人坐在台阶上，摇摇晃晃，又仰面倒下了。。。
October 4th, 2007 at 5:09 pm
标题:[转贴]我党理论创新标兵方永刚病床上为蒋介石翻案
我党理论创新标兵方永刚热捧蒋介石
文章提交者：冯璐
理论创新标兵方永刚教授新著《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 一书出版了。编者告诉大家，方永刚“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可见方教授为了“还原“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创 他付出了多大的心血，编者说，“方永刚是在患病期间创作的这部书”的， 真如央视记者所报道的的，“方永刚几乎把业余时间全都用在刻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上，”“他的病情就已露出了端倪，但是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做系统检查。”可见他对创新理论的忘我精神，这种精神记者称之为方永刚教授，“不辱使命、甘愿奉献。”在此之前方永刚还写了和蒋介石有关的两部著作：《蒋介石和冯玉祥》、《蒋介石在1949》，他为改变蒋介石原先在人民众心中的面貌真是呕心沥血。
编者说，“不少年轻的读者总有这样的存疑：蒋是伟人吗？蒋是爱国的吗？蒋是民族英雄吗？我相信，读了方的书，读者自有公论。较之国内出版的同题材书，方永刚对蒋介石的评说，可谓独有见地。关于蒋介石的功绩，作者总结了这么几点“ ：
–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为结束分裂割据混战局面，实现中国统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作出了贡献；
–八年抗战，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直至抗战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是救亡图存的壮举，而且对二战东方战场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已为举世所公认；
–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在台湾27年，台湾始终没有落入外人之手。“
编者说，“在书中，方永刚这样评点传主：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第一奇人，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非凡人物，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大权谋家。蒋用人艺术之妙，手腕之巧，韬略之奇，谋略之高，比历代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介石集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之大成，他信神、信鬼、信仙、信上帝、信术数、信扶乩，无所不信，样样都信。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是近现代中国少有的智谋型政治家。
作者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勤奋和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铄今、空前绝后的名字。”
现摘其中一章供大家品尝：
《蒋介石遭袁世凯追杀时 曾获美貌妓女舍身相救》
方永刚教授新书摘录——蒋介石遭袁世凯追杀时 曾获美貌妓女舍身相救（摘自《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华文出版社出版）
1911 年的残冬，一天，阴沉沉的天空，冷风飕飕，街上路灯黯淡，时局动荡，人心惶惶，马路上行人稀少。上海北里长三堂子生意清淡，夜已深，天空飘着雪花。空寂的街道上，一名青年在昏暗的路灯下，拉起衣领，冒着寒风匆匆而行，走进一座院门，只见门前挂着一只灯笼，上写“群玉坊”三个字，他上前叩门，无人回应，见四下无人，立即攀墙而上，跳进院中。
不一会儿，街头出现十余名袁军，由一名包打听带领，也在这所院门口停了下来。“笃！笃！笃！”急遽的敲门声使院内人们惊醒，门房提着灯笼打开大门，不仅大吃一惊，为首的军官冲上去用力一推，骂道：“滚！老东西，睡死啦！”随即手一挥，带兵冲进大门。
老鸨战战兢兢地从里堂子内走出来，为首的军官一把抓住她的衣领，恶狠狠地说：“陈其美和蒋介石是不是在这里！嗯？”
“这……”老鸨一愣，欲言又止。
“说！”那位军官一记耳光，打得老鸨两眼直冒金星，“再不老实说，老子宰了你！”
“我说！我说！是有一位陈先生常来这里。”老鸨哆哆嗦嗦地说，“可今天我没注意他们来。”
“搜！” 军官用力一推，把老鸨摔出好远，带着士兵满院乱翻。顿时，院子里稀里哗啦、丁丁当当，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狞笑声，乱作一团。兵丁来到后院，推开一个房门，但见一位眉清目秀、姿态撩人的女子站在面前。她穿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丰满的胸脯若隐若现，从臀部往下顺着两腿开了两条裙衩，雪白细腻的大腿一览无余，加上红红的嘴唇和水汪汪的大眼睛，使这军官看呆了。
他围绕着这位漂亮女子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伸出两个手指托住那女子的下颌，问道：“你是何人？
“我是这堂子里的娘姨。”
“我问你姓名？”
“我叫姚怡琴。”
“听说你常侍候陈其美和蒋介石。”
姚怡琴原本惊愕的脸上，掠过一丝欣喜，立即说：“不错啊！他们出手大方吆。”
“这几天有没有来过？”
“有哇！昨天还来过咧，你们是不是他的部下？向他汇报什么情况，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们转告。”姚怡琴明知故问，沉着应付。
“混账！”军官两个手指一提，把姚怡琴的下巴托得酸酸的，“他们是乱党，我们是来抓他们的。”
“唔！”姚怡琴愕然应了一声。
军官领着兵丁里里外外翻了一气，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这个小屋子几乎一览无余，他们泄气了。
待袁军一走，姚怡琴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她倾慕已久的青年影子：高大挺拔，满口粗俗浙江官话；对姚怡琴来说，却是懂得风情的男人，每当她奉茶、送上点心，一不注意，便被他拧上一把，不痛不痒，却能激起她心湖荡漾。
外面沉寂下来。姚怡琴干咳一声，自己捂着嘴笑出声来，娇声娇气地说：“蒋大公子，请出来吧！”床帘动了一下，只见一个光亮的脑壳露了出来，接着整个身子也一点一点地运动出来。此人面对姚怡琴站定，两手作揖打恭，鸡啄米似的，口中连连有声：“谢谢姚小姐！谢谢……”
“哟，说声谢谢就完了。我把那些大兵打发走，可不是为听你谢谢的。”
“姚小姐，我终生忘不了你。”蒋介石拉住姚的手。
“净说大话唬我，你们这些男人，我见得多了，当面嘴抹蜜，出门就忘到爪洼国去了。”
“我明天就跟陈大哥说去，把你赏给我，咱们两个再不分开。”
“哎哟哟，你可别这么说，我听了烦。你陈大哥包房，是包我们的先生，像我这样的侍候主人的娘姨，可是自由身，你问的什么陈大哥？你这明明是找托词骗我。”
蒋介石紧紧搂住姚怡琴，亲了又亲，贴着她的耳朵说：“我爱你，我要娶你。”随手闭了灯。这一夜，他俩海誓山盟，颠鸾倒凤，直到日照三竿。
就这样，姚怡琴成了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他们结合后，蒋介石给姚改名冶诚。
“冶诚是什么意思？”姚怡琴想要从这一名字里，嗅到蒋介石爱情的信息。蒋介石答道：“冶者，冶容也，也就是漂亮的意思；诚者，诚心也。冶诚的意思是对你这样的美人，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待你。”蒋介石笑了，姚怡琴也笑了。蒋介石胡吹乱泡一阵，自鸣得意；姚怡琴听了入耳，像喝醉了酒一样晕晕乎乎。
关于蒋介石和姚冶诚相识的经过，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有如下的报道：“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在法租界某妓处做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妾室。”
1912 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他与姚冶诚本想继续住在上海，无奈刺陶一案还未了结，人们对此事的责难、愤慨使蒋介石不便在上海公开场合露面，遂偕姚冶诚回到溪口。在丰镐房，她孝敬婆婆，尊重毛氏，从不僭越，就这样宁静平和地生活了半年时间。后来，她抚养蒋经国长大成人，直到在台湾终老天年。她虽不被蒋家承认，却是客观存在的一员
October 4th, 2007 at 7:02 pm
标题:亮剑：美军大调整防范台海事变
香港大公报
美国军事媒体近日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对美军进行近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战略调整。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这次调整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即加强空军基地和航空油料存储设施的防御能力；加强部署陆上和海上防空系统；建立更多空军基地，部署更多战机；增派航母战斗群；钻研如何对付中国特战队和秘密特工。
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美国海空军的精锐如此大规模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不让人们对美国坚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担心。
战备规模惊人
美军太平洋总部的简报透露，太平洋美军有3大任务：威慑对手、回应危机、打赢战争，而其主要的防范对象就是中国。只要防区内有任何行动被美国解读为“挑衅美国利益”，美军就会以不对称军力进行威慑，再以最快速度、最少伤亡和决定性打击赢得战争。
文章指，太平洋美军针对中国的“战备”非常惊人。据统计，太平洋美军每年在防区内举行的各类演习超过1500次，其中虽不乏后勤训练，不完全是“真刀真枪”，但其数量也实在惊人。尤其是2006年至今，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不论次数、规模、时间和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在朝鲜半岛局势并未恶化的情况下，此举更是针对中国。
五角大楼专家称，根据他们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军力发展的分析，美国目前在西太平洋上将受到中国潜在打击的威胁。如果美国要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那么必须进行必要的、可行的调整。而不断练兵备战，才能让美军有能力应对危机，并吓阻“潜在对手”使用武力。
五角大楼专家称，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迅速以及国防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训练水平和联合作战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美军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文章说，首先是要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油料存储设施的防御能力。这是为了防范中国的弹道导弹打击。美国空军基地将提高快速修复跑道的能力；强化地面停放的飞机防导弹摧毁的能力，适当修筑具有一定抗击打能力的航空地面掩体，因为飞机在地面上是最脆弱的；构筑地下油库、储藏罐，保障危险情况下有充足的燃料供应。
建更多空军基地
文章指，另一相关的调整是加紧在西太平洋部署防空系统，包括陆上和海上防空系统，加固附近的空军基地和其他设施。美军称，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设施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弹道导弹有能力破坏跑道等“软”目标，如机场上的飞机和地上的燃料罐。另外，中国还在研制新型巡航导弹，以及装备了精确制导炸弹的新型歼击机。这些威力惊人的利器可以摧毁“硬”指标，包括混凝土掩体里的燃料库。美军要靠新的防空系统才能抵御类似的攻击。
文章谓，美军战略调整的内容还包括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部署更多的战机。五角大楼专家称，在广阔的范围内尽可能多设飞机场，可有效分化瓦解解放军火力的集中打击。解放军会因美军基地的分散布置而分散力量，从而大大降低攻击的力度。美军战斗机驻扎在这些基地内，可以避免遭受巡航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攻击。即使陆基或海基防空系统在拦截弹道导弹攻击时失败，大量的战机也有能力保卫基地。
文章又说，增派航空母舰到太平洋地区也是美军调整的一个举措。五角大楼称，目前在西太平洋，美军部署了一个完整的航空母舰编队，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冲突在爆发前不会有任何预兆，美军的航空母舰即使位于夏威夷，至少也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台海地区。如果能在新加坡增驻航母编队，那么3天内就可以抵达台海，从关岛出发的话两天即可抵达，因此应该考虑在上述两地增派航母战斗群。
吹嘘“隐性威胁”
最后，美军还提到了防范解放军“隐性的威胁”。也就是主要防范执行特种任务的中国特种部队和秘密特工。五角大楼称，直接受到威胁的主要是美国驻扎在韩国、日本的基地。中国有能力派出特种部队开展秘密行动，攻击摧毁美空军基地和其他重要设施，美军必须强化防御措施。
文章指出，五角大楼还提醒美军减少信息网络方面的漏洞。为防范可能遭受的攻击，必须严密保护关键设施，减少薄弱的信息网络环节。美军专家称，按照最新的观点，在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时，解放军将投入大量资源，实施计算机网络攻击及相关的信息战打击。因此美国军事情报系统需要消除已知的安全漏洞，使用多重软件加密，消除电脑安全隐患，加强用户身份识别措施，并全天侯监控网络活动。
文章总结，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美国海空军的精锐如此大规模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不让人们对美国坚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