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30th, 2007昨天广州数人未办暂住证被治安队关进看守房
广州数人未办暂住证被治安队关进看守房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30日04:47 南方新闻网
本报讯 (记者 张艳芬 实习生魏韦)昨晨10时40分,记者来到番禺区新桥治安队,看见林家龙刚从治安队的看守房走到铁门一侧,一名治保员看见记者,对林家龙强调了几句“记得办证” 后,就让他走了。此时,尚有8名与林家龙境况相似,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拉进看守房的人尚在等待他们的朋友前来领人。
他们对治安队办暂住证的方式和收取费用深感不满。
中午11点08分,看守房里最后3名男子被允许自由离开。被放出来的林家龙对记者讲述了早上自己被带来治保队的前前后后:早上8时,北环东路北坊大街附近大榕树桥头,突然从摩托车上下来两名治保员,“他们问我有没有暂住证”,自己当时向治安员表明自己就在200米外的兴顺五金厂上班,也随身携带了身份证,但最后被两名治安员架上面包车拉走了。
林家龙到达治保队看守房还没到八点半,据他回忆当时起码二十人在看守房里。最后出来的几名人员都证实,八点多时看守房里起码关了十几人,全因为 “没有暂住证”。记者接触到的6位人员都在20岁以下,全是附近学历不高的工厂打工仔。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面包车司机前来带走他的两名同事,他出示了两张治保队刚刚开具的收据:一张白条落款处写着新桥流管站,金额是50元;另一收据盖新桥治安队红章,金额74元。
石基镇流动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俏云说,50元是押金,74元是办理半年暂住证所需金额,流动人员在三天内办理完暂住证,50元押金会原额偿还。而该白条的主人面包司机却说,50元是罚款,不能返还的,“去年我也来领了差不多10名同事,被罚过好几次了,都没有退回来”。
据林家龙说,记者前来治保队之前,所有人都由熟人领走的;而记者来后,从林家龙开始,半小时内看守房内人员全被允许自行离去。对此,新桥治保队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他们在甄别清楚个别人员身份后,让其自行离去。他表示昨天早上的行动是贯彻一直以来的“加强对闲散劳动人口管理”而进行的。
“抓人”的标准是什么?“放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他说,没有义务向公众公开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方法。
大石街出租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宪尧说,这次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活动是公安、流管站、治安队联合举行的,昨天共有120余名外来人员缴纳了暂住证办理款项(25元/人)。25元包括10元暂住证IC卡工本费和2.5元/月的流动人口联防费,而对于石基村50元和74元的收费标准,他表示并不清楚。来源:
南方都市报
September 30th, 2007 at 11:48 am
标题:【巨有料】追捕“二王”秘闻:他说我是好人。
追捕“二王”秘闻:他说我是好人。
二王”案
“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
“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
活捉王宗玮:一条狗和一个驯犬员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来的另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9月13日,发现‘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发了8个硬皮月饼,像包子似的,一点点馅,其他的进口警犬连闻都不闻,只有卫南,和我分吃一块。”所有被山民发现“有情况”的地点,谢竹生都要带卫南首先赶到,“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指导员说‘搜!’鸣了一下枪,结果山民们四处逃散,都躲得不见人影”。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但是卫南一直没反应,领导都问我,能不能确保‘二王’进山?”谢竹生说,“是山民们立功心切,我的卫南是中国最好的警犬。”用50年代苏联送的东德母警犬,和1980年刚从西德进口的公警犬配种,“中国要培养第一批自己的警犬”。江西广昌地区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的谢竹生接了这个任务,“生了9条小犬,8条一个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卫南”。
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除了警犬是技术条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约2.5万名武警战士,夹杂七八百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动。”队伍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找,“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28厘米长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个岔路,卫南忽然奔跑起来,谢竹生说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向来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动,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16点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现了战士甘,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是战士郑,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后来尸检发现,“二王”胃里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1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哥哥王宗只有1.65米,不会用枪,就在谢竹生抓王宗玮的平行过去8米远的地方。“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被几个武警抬下山,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是一梭子弹打死的”。杨厅长虽然下命令不许围观王宗玮,但是武警战士都冲了上来。“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谢竹生说,“我下来的时候还有武警对我说,我可没朝你开枪啊!”谢竹生当时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我爱漂亮,这也保护了我”。
“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开始打王宗玮。”谢竹生此后的叙述在24年后变得异常珍贵,因为所有当时报道都说“‘二王’被当场击毙”。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二王’多坏啊!”大家都处于兴奋期,“胜利了!”的欢呼响彻山谷。“要是派我们公安民警,而不是武警战士,我想就不会出这样的事,那是案件现场,不是战场,但战士们没有区分。”
“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二王”的父母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击毙24年零3天,沈阳市一幢老楼里,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采访。年过80岁的老夫妻俩已经很少走出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20多年来,他们主要依靠王春芳的几百元退休金维持生活,不过门口还是挂了两个订报箱。
1983年2月12日下午15点左右,王宗和王宗玮在463医院开枪杀人后,骑车回到父母家,家里有姥姥、父母、王宗4岁的女儿梅梅和王宗玮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噔噔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通行证被扣了”。“老三(王宗玮)上午还在家,不过让他去接下二哥(王宗)、二嫂回家吃年夜饭,几小时就出了这事。”王家林以为儿子跟人打架,气得发抖:“大过年的,你们尽给我惹事!你们太不让人省心了。”王家林说当时记者写他自己给的儿子手表,兄弟俩说“去东西南北中”,其实都没有采访过,“当时宗说,‘晚啦!说这个没用!’小李吓得蹲在地上哭,宗玮赶紧去安慰。宗说,‘梅梅怎么办啊?’宗玮跟他妈说:妈,我饿。他面前的桌上就有糕点,他也没去拿。他又问家里地址,还是没人回答”。
然后,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取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说,“我后来才发现他戴错了表,但我还是被认定为‘资助手表、帮助外逃’,给判了刑”。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临走王宗玮还自言自语:“得全国通缉!”晚上23点,王家林和王春芳终于等来了警察,二人被带到大东公安分局,知道了儿子在医院连杀4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将他们扭送公安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妇俩被放回家。后来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年。
王家林在狱中一天天数过儿子活着的日子,到第216天,沈阳市公安局的人到他所在的大北监狱,“说你两个儿子由于拒捕,在南方已经被击毙了。我说:好,罪有应得”。在监狱养成习惯,王家林说话时仍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微驼的背也尽量挺笔直。1989年,王家林提前出狱。在劳改队的6年,他给犯人上课,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跑步,平时有空就多散步,“我是无辜的,要好好锻炼身体回去,所以身体反而比当老师时候要好”。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1.85米的王宗玮因为打篮球的特长到内蒙古当兵,学会了打枪,当过班长,退伍后进入了沈阳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厂724厂。“看过那么多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今年81岁的王家林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儿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怎么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啥的,我都能啊。”
《三联生活周刊》
September 30th, 2007 at 1:40 pm
标题:老板夫妇带着三百女工游西湖
这几天,一支庞大的游客队伍频频出现在西湖边,300多人中大部分是年轻而打扮朴素的女孩。断桥、岳庙、灵隐寺、雷峰塔、宋城……他们都去过,并没引起旁人过多注意。
直到昨天中午,他们离开杭州前,在仁和路知味观饭店吃最后一顿饭。饭店里一位姓张的女员工电话打进了本报85100000热线。
“我有个新闻要报告你们!”张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店里昨天和今天都有三百多个人来吃饭,昨天花了五千多,今天花了八千多。刚才我跟他们一聊,吓了一跳。这次他们从广东来杭州旅游,一个星期,吃、住、路费、门票,全是老板掏的钱。有身份证的员工,来回都是坐飞机的,没带身份证的都坐火车。老板还给每个人买了一双旅游鞋……你算算看,三百多个人,在杭州玩一个星期,吃、住、行、买东西,要花多少钱啊!怎么有这么好的老板?”
他们吃完饭就离开了知味观。张大姐报告说,四辆大车去了萧山机场,又有十几辆出租车拉着几十个人去城站赶火车。
昨天下午3点多,记者赶到城站。在第4候车厅找到了这些广东游客——他们都是广东东莞友信服装厂员工,9成以上是年轻女孩。一位姓刘的业务经理说,这次来杭州,一共370多个人,坐飞机的三百零几个,其他60多人坐火车。
此时离检票进站还有20多分钟,记者和他们聊了起来。
这是怎样一家工厂?
广东东莞,服装企业很多。而友信服装厂,因为“老板好”,在当地打工仔打工妹中很出名。能进“友信”打工,是出了名的好工作。
河南姑娘小曹,22岁,进厂两年
老板对我们很好啊……来这里以前,我在广州一家厂干过两年。老板好凶啊,一不高兴就要骂人,想请假也不给请,老要加班,老要扣钱,还经常拿不到工资,食堂的菜也不好吃……
广西女孩小覃,28岁,进厂两年半
我以前在外面干过3年,当然是这里好啦,工资比以前高四五百块,而且很自由,早上上班都不用打卡,规定8点半上班,如果睡过头了,迟到半个小时也没关系,不会骂你的,也不扣钱。以前我在别的厂干过,管得很严,都是军事化的。食堂的饭菜也比以前好吃,老板都和我们一块儿排队、打饭……
湖南人胡××,33岁,进厂两年
我和我老公都在厂里做,我们住夫妻房,老板给租的,不用花钱,还有空调。(凡是)两夫妻在厂里的都有夫妻房住,如果一个在厂里,做几年,也可以申请夫妻房。
江西女孩小马,19岁,进厂一年
我有我们老板的QQ号,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不然你可以跟他聊聊。
我们厂好多人有老板的QQ号,有空都和他上网聊天的。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网站。厂里还有网吧,六七十台电脑,上网全都免费。
(19岁的小马现在在厂里做管理工作。她说,厂里员工,只要表现好,就有机会加薪升职。小马刚进厂也是工人,干了半年,就被提拔培养。)
刘经华,男,38岁,业务经理
我们厂里每年都组织员工出去玩一趟。杭州已经是第二次来了,上回是2004年。2003年我们去了北京,500多个人呢,比今年还热闹。去年前年,我们都在东莞附近玩的,因为厂里的活儿太多,时间太紧。今年我们老板说,愿意到杭州来玩的就去玩一趟,其他人放假自由活动。结果来了370多个。我们老板还说,明年去北京,如果北京办奥运会人太多了,就去泰国…… 老板对大家好,厂里要是活多,大家也都会主动加班,所以赶不出单子的情况还是很少的。
他们在杭州的行程
他们9月21日从广州出发,22日到达杭州。住在涌金门附近一家酒店。两人一个标准间,邱老板和他太太与大家住得一样。
第一天: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西湖断桥。天下雨,给每个人买了一把天堂伞。
第二天:去丝绸博物馆,下午去观看茶艺表演。中饭和晚饭都在红泥大酒店吃的。
第三天:逛灵隐寺、飞来峰。晚上去宋城看演出。在红泥大酒店吃饭。
第四天:白天自由购物。逛到解百,老板说,每个人挑一双旅游鞋。大部分员工选了两三百元一双的运动鞋,有一些员工看上了户外登山鞋,一双五百多元到八百多元,最后全是邱老板刷卡付的钱。晚饭在知味观,饭后去西湖边看印象西湖实景山水表演。(该表演对外零售的一张门票是360元,他们拿到的价钱是多少记者没能打听到。)
第五天:上午自由活动。午饭在知味观。饭后分乘火车飞机离开杭州。
这一趟一共花了多少钱?
370多人从广东来杭旅游7天,吃、住、行、门票、购物等等花费,一定不是个小数目。
300多张来回机票,打四折也要一千多元一张,再加上60多张往返火车票。
在杭州住5天,一间住两个人,两百多元一天。吃饭,不是红泥就是知味观。外出都包旅游大巴车。灵隐寺、宋城、雷峰塔和印象西湖实景演出门票,每人又买一双鞋……
昨天下午,记者在火车站没见到邱老板,他领着大队人马去飞机场了。据火车站的那些员工们说,邱老板这一趟带他们出来旅游,花费肯定很大。还有人讲,听说邱老板出门时拿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一百多万,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昨晚,记者赶到萧山国际机场,在一大群人中,看到了邱老板:个头不高,圆脸,胖胖的,表情有些憨厚。他手里握着一叠身份证,在给大家办登机手续。
邱老板是个异常低调的人。一听说我们是记者,就连连摆手,不停地用广东口音普通话讲“还是不要采访了吧……”记者路上准备好的比如“您是怎样看待金钱的”这类问题,压根连提出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只好通过其他员工,打听到邱老板的一点情况。
邱老板,36岁(也有人说37岁),广东梅州人,大学毕业,去国外留过学(据说是波兰)。后来回国创业,开办这家友信服装厂。
刚开始,厂里只有十几台小机器,30几个人,这些年历经了不少艰难,发展成现在有近千名员工的服装企业。邱老板的夫人,原来也是服装厂的打工妹,两个人都吃过苦,都能吃苦。
35岁的湖南人肖洁,是1995年邱老板创业时的30多名工人之一,现在她是厂里的车间主管。肖洁说,最初跟邱老板创业的那30多个工人,没有一个离开。后来进厂的工人,也几乎没有辞职去别处的。厂里大部分是女工,如果怀孕生孩子,最少可以请半年的保胎假和产假,厂里发给营养品和一个月500元的生活费。如果生完孩子再来上班,这一年也不影响计算工龄……
“那你们这回来杭州玩一趟,邱老板要花多少钱?”记者问。
“具体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肯定超过100万。”肖洁说。
October 1st, 2007 at 2:15 am
标题:疑问:
他们工厂效益真的这么好啊?Annual Revenue是多少,Profit Margin有多高?一年上多少税?再扣除这些七七八八的员工福利,还能剩多少利润?
据我所知,服装加工行业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尤其是在珠三角。如今内忧外患一起来。内部有国内同行同质化的低价竞争,外面又有东南亚国家更低价的竞争。
看看市场形势,近几年因为中美、中欧贸易摩擦总是第一个拿服装出口行业开刀当替罪羊,再加上最近因为所谓的“中国质量”问题,出口订单、出口许可证都不能保证,只能靠国内市场支撑。而国内市场上新的竞争者进入门槛很低,替代产品太多,最后大家只能靠压缩成本来取胜。
再看看价值链的上下游。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下游的供货商压价,所以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面临这样的压力,怎么办?中国制造业的一个路子,美其名曰就是优化成本结构,说白了就是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并最大限度地压榨他/她们。
扣个EMBA的大帽子,以上就是所谓的Michael Porter’’s Five-Force Analysis(五力分析);说得通俗易懂些,咱老百姓也知道为什么有所谓的“血汗工厂”。
October 1st, 2007 at 11:34 am
标题:也就是100万RMB+而已。对业主的影响甚微。甚至这里的GOODWILL还能产生更多的利益。
这是近千名员工的服装企业。
首先:
财务估计大概是这样的:
估计产值一亿
员工工资一千万(同行水平)
员工额外工资100-200万(超过同行水平的部分)
员工额外福利100-200万(超过同行水平的部分)
老板利润一千万(同行水平)
老板额外支出300万(超过同行水平的部分)
此老板比一般老板的生产利润可能少30%,但对老板个人生活没有根本影响。
此老板比一般老板的员工稳定情况、质量控制、工期等大有改观,
大大减少头痛事情发生,让老板心情好许多,PRICELESS。
其次,
老板有稳定的工厂,生产稳定,定单可靠。其固定设施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他的地产增殖的帐面利润,要远高于他的生产利润。(所以不在乎多给工人几百万。实在是小钱了。)
这样,在银行的支持下,他可以在工厂地产上扩张发展,赚远高的地产投资利润。
结论:
做了好事,还有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