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5th, 2007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
摘自汪朝光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该报告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 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 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 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 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因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 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 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July 5th, 2007 at 7:01 pm
标题:四大家族在1949年前的详细财富状况以及其积累手段(历史照片)
四大家族在1949年前的详细财富状况以及其积累手段(组图)
宋家惟一的全家福
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宋子良、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宋美龄
最近和朋友讨论四大家族的财富问题,对四大家族在解放前是否利用政府权利敛财有些争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搜集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就放在这儿,和大家分享.
根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有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
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这仅仅是国民党在银行存款的一部分,其他的还不算
***注意,1934年,1939年的1美元,和现在2007年的1美元不是等价的.当年的一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美元.
宋庆龄(右)、宋美龄(左)、与宋子文(中)。
另外,\"四大家族\"1949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具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根据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解密的档案,用最保守的方法估计,至少在20亿美圆以上。其中宋美龄名下的就有2.5亿美圆,这还不包括永久冻结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
本来美国还不知有\"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有这么多。可惜\"四大家族\"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再加上宋美龄49年访美指责杜鲁门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支援太少,45——49年4年间只有30亿美圆。并联络美议员对杜鲁门施压。杜鲁门非常恼火,再加上竞选时国民党用美援国民党金钱支持对手杜威,现在又指责自己。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的报告,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以回击宋美龄。
经调查,情况触目惊心,\"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具然有20亿美圆以上,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20亿美圆的金钱和物质,\"四大家族\"单独贪污7.8亿美圆以上,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10%。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在8千万多万美圆以上。
美国财政部暴跳如雷,把调查报告全部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的\"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宋美龄,45——49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30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28.5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派美国顾问团接管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派美军介入的提议。
杜鲁门看到\"四大家族\"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怒不可制,在议会上气得破口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吃个哑巴亏,根本不敢上诉申辩:这么多贪污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臭行都将世界尽知,所以美国等于平白拣了一个大便宜.
孔祥熙
陈果夫
陈立夫
但是四大家族是怎么在这么段的时间里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他们和当年的国民党政府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当年国民党政府从社会敛财的手段,再来谈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政府权利积累财富的.
一)发行公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十八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一百五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单位,英镑二千万,美元二亿一千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党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于通货膨胀,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从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二亿四千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最直接最厉害的伤害。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底为十六亿元。一九四五年底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一比八五点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一九四二年为四亿七千八百万元,一九四三年为十七亿四千七百万元,一九四四年为十八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一九四二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增加自己的资本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业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杭州莫干山休养
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四大家族在解放前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财富积累达到那样令人惊讶的程度(至今四大家族的在美的豪宅都是好来坞惊叹的对象—–此内容和图片将出现在下篇文章的“四大家族目前财富状况”)确实和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利有关,而且,虽然不能说四大家族直接造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被改朝换代,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四大家族的敛财行为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来为个人凿宝但却又不好好的维护它,这样的政府被替代其实是迟早的问题.只可惜了国民党的一代精英.
July 5th, 2007 at 7:09 pm
标题:陈其美 和蒋介石
李敖在凤凰卫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揭示陶成章的冤情:李敖原话是: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拿了日本的钱,这个内幕被陶成章抓到了,陶成章把它公布了,陶成章要求改选,就是我们革命团体里面不要孙中山做同盟会的总理了,所以孙中山跟陶成章结了梁子。到了陶成章在上海又要招兵买马的时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派他的手下的小哥们,小老弟蒋介石,趁着陶成章在住院的时候,到医院里面去,朝陶成章头上开了枪,当场把陶成章打死,然后蒋介石就逃到日本。孙中山发表通电抓这个凶手,陈其美也说抓凶手,大家都喊抓凶手,原来凶手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手下、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整个是一个骗局。 陶成章光复了上海,可是他的革命功劳被偷走了,被陈其美偷走了,陈其美不但偷走了陶成章的革命功劳,还派他的小弟蒋介石干掉他,干掉以后,孙中山假惺惺的,那时候他是大总统,打电报抓凶手,凶手跑那里去了,凶手就蒋介石,他跑到日本去了。所以大家今天才了解,为什么民国二年,就一九一三年,蒋介石突然去了日本,住在日本。今天我们从这些资料里面得到了清楚的答案,就是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原来是他替他大哥的大哥办事,大哥的大哥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July 5th, 2007 at 7:16 pm
标题:宋美龄美国烧字画
1975年9月16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行前发表三千字的《书勉全体国人》,说:“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警觉却已患疾,急需医理。”
隐居蝗虫谷“内务部”派随员
移居纽约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曾数次往返于台、美之间,其间除了治病,最主要的还是陆陆续续地搬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私人用品,来来回回,总共搬了三次才算搬完。仅1991年夏天,宋美龄最后一次离开台湾,一下子就搬走了99个大箱子。
据说,整个蝗虫谷的孔家宅地共占地34英亩,拥有如此之大的住宅基地,就是在美国本土居民中也很少见!赴美前两个月,宋美龄通过美国国家银行,从她的私人款项中拨出120万美元,专门用于房屋的修缮。这幢房子原先是孔祥熙家族的产业,而孔家没有后代在纽约,房子年久失修,经过宋美龄一番花大力气的装修,终于显现出华贵原貌。
宋美龄1975年离开台湾去美国时,总共带了二十五六个随从人员。但这些人并不是宋美龄自己点名要的,而是蒋经国通过台湾当局“内务部”直接派去给她的。除了这些随员之外,宋美龄从原先的侍卫人员中,又挑出自己最得力的几个人,其中还包括专门给她缝制旗袍的裁缝师傅张瑞香。
宋美龄的贴身侍从钟爱民回忆说:大家一到蝗虫谷的第二天,所有侍从和警卫人员都参与了房子的大扫除。结果整个大扫除的过程断断续续搞了近两个月,光那个宽大的地下仓库就足足花去了半个月时间。
在清扫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孔家的大仓库里东西应有尽有,就连一些想不到的东西也有,甚至还有几箱枪支弹药,有1937年蒋介石写给孔祥熙的一封请求给予经济援助的亲笔信,有数不清的字画收藏,包括国画和西洋油画……十几个侍从忙了整整一个星期,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完。结果在宋美龄的授意之下,钟爱民找来几个警卫,干脆放一把火把那堆字画连同蒋介石写的那封信一齐烧掉了。
有一个政府告诉你,国家要金融改革,黄金一律不得自由兑换,你必须把黄金向政府兑换成金圆券,否则就要坐牢。你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全部的黄金兑换成金圆券。后来你发现黑市黄金交易猖獗,当官的带头倒卖黄金,而你手里的金圆券在几个月里就变成了废纸。这时候政府又改口说可以交易黄金了。最后你发现你的黄金被一条大船运到台湾,从此跟你Bye-Bye了。
这就是GMD式的金融改革。
July 5th, 2007 at 7:42 pm
标题:纽约长岛蝗虫谷“长岛孔府”
前朝余韵─偶访蝗虫谷宋美龄旧居
·维一·
——————————————————————————–
![click to view fullsize image](http://www.edubridge.com/photos/meiling.jpg)
纽约长岛蝗虫谷“长岛孔府”门前等待入内参观的人群。
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宋美龄曾在这处深宅大院长期居住。
据我的观察,政治家之于社会,有如文学家之于文字,科学家之于发明——前者都是依靠后者而立身扬名。只是文学家写作的文字不美,我们可以不看,科学家创造的发明不灵,我们可以不用,然而政治家组织的社会不美满,我们却没有办法不在社会中生活,所以只能将就。况且文学家的作品不成功,可以重写,科学家的实验行不通,可以重作,政治家失败了却很难再重来一次,因此政治家又容易以成败论英雄。
如果再细说到中国的政治家,那与洋人又有不同。洋人最讲究隐私,可是洋人政治家却没有这个福份,报税单上精确到一角一分的钱财,与下属一招一式的暧昧都会钜细靡遗立刻见诸报端,就连慈善募捐略微少了一点都会招人抱怨。而我们中国的政治家就不会是这样,他们的背景与现状对民众而言永远是有如雾里看花,甚至死后几十年也搞不清来历的政治家也大有人在,于是只好全凭小报的蜚短流长和茶余饭后的窃窃私语,民众由此而对政治家具有特别的好奇心也就原不足怪。除此之外,大约是专制的时间久了,与社会的隔膜又大,所以在中国,无论持何种政治主张的政治家背运倒台,民众大都抱有一种尽随其便,乐观其成的态度。基于这个道理,中国的前朝人物即使当年骄横张扬,过气之后却大都甘于寂寞,这大概也是中国政治家比洋人更少有东山再起的缘故罢。
几年前纽约郊区一处华人豪宅的易主,因为牵涉到前朝的政治人物而引起过一阵不小的新闻涟漪,我们当时恰好“躬逢其衰”,现在想来,其景象似乎印证了我的上述观察竟然大致不错。
这幢位于纽约长岛蝗虫谷,外观并不显露奢华的豪宅,占地二百多亩,原为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夫妇的女儿所有。早在一九四三年中国内战还没有最后决出鹿死谁手的当口,就为敛财有术,富可敌国的前朝财政部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将其购下,从此人称“长岛孔府”。蝗虫谷豪宅林立,本不为奇,但是由于中华民国蒋中正总统的遗孀,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宋美龄曾经在这处深宅大院长期居住过,便使得“长岛孔府”又平添上许多政治历史的神秘色彩。尽管多年前蒋夫人已经搬到曼哈顿岛上一套面对东河的老公寓中怡养天年,至今已过百岁华诞,但蒋、宋、孔三大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余韵仍然留在这里不少。时至今日,仍有早年国府驻纽约的官员清楚记得,当时凡是要从台湾送礼物或者日常用品到“长岛孔府”,负责递送的领事官员都还只能避走边门,最多进到厨房为止,放下东西便唯唯而退,从未有机会正式一窥宅内的面目。可见是一进朱门深似海,前朝的余威多年依然也没有完全散尽。
然而天下终也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前朝的家族日渐凋零,孔家硕果仅存的大女公子孔令仪,并非不知蝗虫谷孔府的历史价值,但实也无力照应周全,终于只得脱手求售。只是过气的政治家族总要恪守中国的方式,既是时运不济,孔家从内战末期已经淡出政界,此后一直便行事低调,不露声色,所以这次也根本不打算惊动华人,刻意找了洋人经办房屋转手。故其出售产业的消息,只在洋人圈子里传递,华人富贾和前朝遗老并不知晓,一时间孔府竟然乏人问津,最后由曼哈顿的地产商斯蒂曼购得。当问及价格时,听经手的中介人凯蒂女士讲起,成交数额在当地豪宅林立的这一带应该是颇为上算,大约总有两百八十万美元之谱。
孔大小姐在“孔府”过手之后,曾对蝗虫谷旧宅仍有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这里寄存着我们的许多回忆”。其夫婿黄雄盛先生也说,“是值得去看看的,这房子很有意思。”可是一旦蝗虫谷孔府将要开放供拍卖参观的消息走漏民间,有记者追问起来,孔令仪却竟又激动地说:“我们对那个地方都没有什么感情,你们为什么对它有感情?”看来作为政治人物的后裔,即便当年的政治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了数十年,却仍有无法真实表达对旧物情感的无奈。
总归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前房主孔家刻意要保持低调,当年国府外交官都还只能望而却步的深院豪宅,我们如今却是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把个孔府从头到尾看了一个究竟。这都是多亏日前这所豪宅过户的新主人,纽约地产商斯第曼先生的一套美国行事方法所促成。斯第曼先生并不理会中国政治人物下野之后谨言慎行的传统套路,反倒是要一不作,二不休,把房子里的大小物品清点出来,再大张旗鼓地拍卖一番,美国人的逻辑认为,既然是公众人物,非但不能低调,反而要大唱高歌。斯蒂曼先生曾经洋洋得意地扬言,这就如同向美国民众兜售华盛顿总统的家产,你看那还了得么?他声称,待整修工程一旦完毕,便会立刻上市寻求买主,他预备报价六百八十万美元,听说还有计划将地产分割开来出售,据云这样甚至还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理想的买主当然是首选华人。看来这位仁兄是如此揣测中国人的心理,做他的发财大梦,可惜只怕这是他的一厢情愿,而一般的中国民众似乎并不这样看,他们对当朝的人物大多留有几分敬畏之心,而对前朝的人物则少却几分悼惜之情。
余生也晚,从来没有赶上过一天老蒋先生治下的中国,也就从来没有目睹过蒋夫人昔日的风采。前朝早已在台湾偏安,使我们这一辈人终于得以经历一个全新的社会,这对人生命运的关系不可谓不大,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倒是对前朝的往事愈加留心。我想,和我的反应大约差不多,来自两岸三地的华人民众尽管政治见解和生活态度各有不同,但大都认为,随着两岸政治人物的凋零,旧日王朝的背影越来越难得一窥。如今有了这个偶然的机会,能在海外得以一见孔、宋家族的旧居,也算得上是一番幸会。推销此处豪宅的地产商斯蒂曼到底和中国旧时的政治恩怨毫无渊源,也并不关心房屋主人在中国昔日政治上有多大的影响力,只是纯粹从生意人的角度欣赏房屋的价值,但他们的售屋广告倒是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你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赶得上的机会!”
今天确是这样一个机会。走,让我们看前朝的历史去!
记得我们是头一天就从波士顿赶到了长岛,入住了旅店,静等第二天的拍卖参观。仔细研究好地图和路线之后,自是一夜无话。
不过等我们第二天清早到达费克思巷九十五号这所豪宅的外面,树林掩映之中,平日荒不见人的深巷里早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了。在旧居门口已有百十来人排起了一字长龙,我们这才发现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而且听消息灵通的人士在说,不绝如途的大批观众正在朝这个地方涌来。
见到有这样多的主顾,拍卖行的职员也都个个抖擞精神,笑容可鞠地派发名片和资料。时间一到,大门洞开,观众分为五十人一组,在接待人员指引之下徐徐入内,倒还井然有序。
进到正厅,只见各色物品早已布列完毕,林林总总,也还有几百件之多。尽管以山西孔家的精于计算,金银细软早已转移德州不提,但余留的器物仍然不少,有的已经标好拍卖底价,大多都已注册说明。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佩服房主斯蒂曼生意场上的眼光独到和布莱斯威尔拍卖行一丝不苟的专业作风。据说孔家完全没有料到斯蒂曼会出此一招,于是便透过媒体一再声称新屋主展示的物品与宋美龄毫不相关,完全是斯蒂曼从外边搬来骗钱的。不过据我亲眼所见,孔家的话是当不得真的。遗留之物虽说没有过于值钱的东西,但大多绝对与蒋、宋、孔家族有关。例如宋美龄的玉照,刻有送给蒋中正先生铭文的拐杖柄手,孔祥熙的画像,以及大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和大套烧有蒋家名号的宴会瓷器,都是绝对不会错的。大厅中悬挂的林森大幅画像,地下室里书写细密的孔氏家谱也绝对不是一个洋人斯蒂曼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倒是当年一言九鼎的显赫家族,一旦沦为昨日黄花,竟连自家的东西都已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却是不免让人感慨万千的。
房间里的人们恋恋不去,屋外的人陆续进入,渐渐地,整座豪宅中各个角落里都布满了一探豪门究竟的华人访客。人们也终于隐忍不住,从刚刚入内不知底里时的窃窃私语变作公交地铁上惯有的大声喧嚷,谨慎谦恭的举止也很快改为不拘形迹的街头作派,而且兴致越来越高昂,也就更加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呼朋唤友,好不快活。再到后来,便有那些益发不识趣的父母,怂恿着孩子们爬上据说是宋美龄当年专用的钢丝床上打滚跳跃,乐不可支,似乎在享受湖南农民运动里“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的乐趣,此情此景竟也颇似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家劫舍,让人不禁浮想连翩。我还见到一位小妹妹,手被母亲紧紧拉住,脱身不得,看见人潮涌涌,心中自是很不快活,口中吵着要回家,说是这里的旧货中根本没有玩具。她大约是以为妈妈又到旧货摊捡便宜货来了!
我们到底也撑不住房间中的人满为患,走马观花大致浏览一遍之后,赶紧挤出庭院来透透空气。妻子借机问我是否看到了什么想买的东西,我便说,只是在小客厅里发现了一架老式的留声机和一堆老唱片,其中有几张看得十分眼熟,原来都是百代公司出品的老戏唱片,象《捉放曹》、《洪羊洞》和《定军山》之类。我告诉她,原来我也有这么几张,可惜文化革命抄家的时候全部砸掉了。这几张唱片上看来都还没有来得及标价,要是标的底价不太离谱,我们倒是不妨试试手气。唱片可以漫想到前朝,又能追思到文革,总归是个念想。要是说起《捉放曹》里谭鑫培的那段二黄慢板:“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那可真是绕梁三日的绝唱,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妻子也有几件看中的东西。于是我们留下姓名,以便参加今后的拍卖会。这时回头望去,只见人山人海,声如鼎沸的场面,一场应该还有些历史兴味的拍卖参观至此竟已演成有如美国YARD SALE一般的闹市。 眼见这座原本冷清异常的豪宅里倏然门庭若市,而且听说后续的还有四千人正在朝这里赶来,斯蒂曼和他的手下也渐渐地看出了苗头不对,赶紧求援于当地警方。加上周围左近的豪宅主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华人涌入,此前也已报警。镇上的警察火速驾车赶到,封锁了进出的各个道口,禁止一切人员入内。等我们走出到院子外面,天上直升飞机盘旋,地上人潮水泄不通。斯蒂曼到底还是有些叶公好龙,不得不断然决定停止下午和第二天的参观。好在我们来得早也溜得快,匆忙结束了这次感受颇为滑稽的出游。
离开蝗虫谷,沿着一座座豪宅深院门前的碎石路,我们驶上西去的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上半个钟点,眼前已是法拉盛的中国城。这里是近年新兴的华人社区,十年前我在纽约时还是十分冷清的街道,如今却是一位难求的闹市。罗斯福大道与缅街上两旁的店家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擦踵,一片兴旺发达之势。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出于对各自社会生态变化的不同考虑,移民到这华洋杂处的世界,竟然共同缔造出一个奇迹般的法拉盛中国城。然而如果认真说起来,不也正是这百十来年中国政治家走马灯似的轮流上阵,才间接促成了今日的法拉盛么?譬如说,只有半小时车程之遥的蝗虫谷那处旧宅里曾经出出进进的人们,曾对我们的生活轨迹有过何种影响?只是在法拉盛唐人街上亲劳胼胝的华人大多还在为生计奔走忙碌,实在无暇细想其中的前因后果。
裹携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我们仍是寻到每次必去的那家川餐馆。店中那位一口京腔的女招待早就向我们介绍过,他们掌勺的师傅原是北京一家赫赫有名大饭店的川菜名厨,来美献艺之后便离队脱逃,另谋生路。这家老板虽是台湾人,但见厨师人才难得,便爽快收留下来。我们前几次也曾品尝过他的水煮牛肉和糟溜海参等几道招牌菜,厨艺果然不俗。据说这家的老板为人也十分豪爽,政治情结不减当年,便把这里作为台湾新党的聚会地点。大约也是由于这般缘故,惯于“莫谈国事”的华人社会一般理会不到的要闻时评,竟可以在这里不时隔桌听见。
我们刚一落座,周围的几桌果然都在谈论蝗虫谷孔府拍卖参观的新闻。
“卧室里厢的弹簧床勿来塞,阿拉勿相信是宋美龄悃觉的床,”一个操上海话的女人正在评论陈设,“倒是客厅里的那张大台子蛮气派,邪气好,勿晓得要拍卖多少铜钿。”
“多少钱我也不要买,不管是买了他们孔家的东西还是蒋家的东西,放在家里都不舒服,”有个说台湾国语的中年汉子搭腔。
“侬晓得伐,特格是文物,宋美龄用过格,牢有派头!”
紧接着就是从各个桌子凑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
“孔家大小姐还说没有蒋夫人的东西,桌上的照片那是假的不成?哼!”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蒋家和孔家也是后人凋零,顾不上了!”
“那幅寿帐的门面好宽哟,从来没有见过。”
“你说寝室里那台电话上写的医生电话号码是不是宋美龄的医生的?”
“……宋美龄。”
“宋美龄……。”
“… …。”
平素口才一流的那位女招待,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北京城里的当今政治吹得天花乱坠,这次却被意外地冷落在一旁,实在心有不甘,于是赶紧扯起一口京片子使劲往里面插嘴:“哎,哎,我原来在北京老是听说过去有个名人叫宋庆龄的,跟你们现在说的这个宋美龄是一家子的吧?”
大多数人都正忙着发表自己对政治人物的高论,腾不出工夫搭理她。这时只见一位老者,乜斜着眼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慢条斯理地开了腔:“这可不光是一家子的问题哦,这三姐妹你难道都会不知道?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咯。想当初抗战的时候,我逃到重庆念书,我们学生里有句玩笑,学的是孙中山的话”,说到这里,老者不免摇头晃脑起来,一字一顿地接下去道:“‘宋家尚有一龄,同志仍需努力’。哈、哈、哈……”说罢仰天大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耳中塞满了食客酒足饭饱之余对前朝人物的各式评论,我们踏出这间让人闻香下马的川菜馆。冬日凛冽的寒风里,街上的人群低头无语,行色匆匆,与店内由川菜的麻辣催化而成的政治热情相映成趣,仿佛全然是在两个世界。
离开纽约之前,在报摊上随手买了一份当天的《世界日报》,还来不及细看,见天色渐渐将晚,连忙驱车北上。
回到波士顿的家中,躺在客厅的长沙发里歇息一天旅途的劳顿,随手又捡起了那份报纸,无意中发现上面的广告比我当初在纽约的时候多了无数,可见那里的人气极旺,锐不可当:
“专办大赦移民,办成收费,首次面谈免费。”
“ 入籍英语班即将开课,报名从速,需绿卡,打指纹。”
“诚请炒锅熟手,需会各式川扬菜,工钱面洽。”
“光猛靓屋出租,适合单身女姓,请电王太。”
“美国企管硕士学位,专精堪舆命理,住宅写字楼风水凶吉,华人收费从优。”
“女,三十二,国内大毕,貌美,气质佳,欲寻六十岁以下正职有卡男子,先友后婚,来信必复,深圳刘小姐转。”
挤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之中,倒也有一小篇补充新闻,报导华人造访长岛蝗虫谷蒋夫人旧居的盛况。于是我便念给躺在客厅那端沙发上的妻子听:由于参观者太多,惊动周围四邻,纷纷报警求助。警方自十三日下午起已禁止外人入内,并出动大批警力和直升飞机,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三十九号出口也暂时关闭。经手的布莱斯威尔拍卖行漏夜组织器物装箱,运往海对岸康涅狄克州的诺瓦克拍卖现场。原定三天的参观活动只开放了一天半就匆忙收场,不过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反倒是由于参观者过份热情所致,云云。
报纸上还说,长岛蝗虫谷旧居中的所有物品将于几个星期之后全部拍卖,目录已开始陆续寄送登记参加拍卖会的主顾,有意投标者也可届时电话出价。
听我念到这里,妻子不禁探起身来认真地对我说:“哎,拍卖那天我们是不是再去一趟康州?就算把百代公司那张《捉放曹》的唱片给你买来也是好的哇。”
我放下报纸,懒懒地对妻子说:“我看还是算了,你想想今天蝗虫谷那里的架式,哪里是在拍卖前朝的文物,简直倒象是跳蚤市场。再说,上回从国内买回来的CD里不是也有谭富英的《捉放曹》么,而且还是金少山的曹操吧?”
长岛归来,毕竟算是看到前朝最后的余韵。我和妻子二人胡乱扯些昔日政治家的荒唐旧事,又随便谈起当今政治家的花边新闻,渐渐说得无趣,倒头便在沙发上昏昏睡去。
波士顿,六月三日。
July 6th, 2007 at 10:50 pm
标题:有一点点意见,陶成章谁杀的?
好象是姓孙,名字我忘记了但是后来在张宗昌手下当团长,跟张宗昌一起投靠了奉军。后来升为直鲁联军的一个军长。
因为此人不管怎么样,在东北的时候他那个营军纪不行,张宗昌就是不拿掉他,张的参谋长奇怪,张宗昌告诉他,此人是杀陶成章的人,然后逃来北方的,所以重用。
我回去查一下文史资料选辑,告诉你此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