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人！
论证这个最简单的命题太容易了，只须查查词典就行。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人”下的定义是：

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

我能制造工具吗？不能。我能使用工具吗？几乎说不。最平常最简单的交通工具，比如自行车，我就不会使用，甭提汽车或飞机了。
由此可知，基本上我不是人。

《新华字典》到现在销行了不下三亿册。根据这部权威小字典的销售史来考究一下我是不是人，确实颇有兴趣的。
一九五三年，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就是人– 我那时勉强可以说是人。
一九五七年，不止能适用还得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才是人–我多半已不是人了。
十四年后（一九七一）– 人们记得，整个中国大陆的书摊上，除了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之外，书这个玩意儿销声匿迹了，连这部小字典也不能上市了。然后又周恩来出来干预，才有《新华字典》修订版。

经过这样的历史论证，我顿时想考博士生。我拟定的论文题目是《当代世界人口众多传统文明辉煌的政治实体中若干颇具影响的语文词典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盛衰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探索与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出版的辞书，却没有论证我不是人。仿佛我从前曾经是人。
老《辞源》（一九一五）说：
人是“动物之最灵者”。

五十年代初，解放了的中国，为了论证社会主义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都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人们戏称为学习“猴子变人”。
那时“一面倒”，万事看苏联，可是–
苏维埃时期的词典的第四卷于一九四O年问世，“人”字的定义，除了“在劳动过程中能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要素之外，指明“人”具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征，即有思想和语言。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是能说话（语言）的动物。

为什么五十年前我们的先行者把思想和语言的特征抽去了呢？不解。难道那时的人们竟以为没有思想也能是人吗？
难道人可以没有思想吗?
我不是人，所以我没有思想。
我没有思想，所以我不是人。

可能有三种情况导致我没有思想：
其一，先天的脑髓不发达，或后天的老年痴呆症；
其二，把灵魂卖给魔鬼，自然连思想也随着灵魂被魔鬼拉走了。
其三即最后，把灵魂献给神，自觉地放弃了独立的思想，成了字典上的某种不完全的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的工具。

我不是人。那么，我究竟是什么？
到一九六六年，真相大白。那一年六月一日，一份权威报纸的社论，擂响战鼓，挥舞大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下子我就明白过来，我不是人，原来是牛鬼蛇神！我的周围也立刻就领会，我属于牛鬼蛇神那一族。
不只理论上证明我不是人，现实生活也活生生地证明我不是人。
那年八月某日，我有幸以牛鬼蛇神的姿态，陪同我的前辈夏公（夏衍）在北京的一个很小的仅仅容纳七八千人的体育馆，登台演出牛鬼蛇神的闹剧。
如今低头一想，我从未与电影沾边，也不搞话剧，文学领域也不过擦边而过，却居然有幸跟夏公同台表演，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话说当日天朗气清，在八千人的鼓噪声中，说是迟，那时快一忽间三只牛鬼蛇神被押上来了。
只见夏公居中，左边是司徒慧敏–电影届的牛鬼蛇神，右边赫然是我–我是界外牛鬼蛇神，因为我显得最神气：这得感谢我的一位可敬的部下，他那位灵巧的夫人，牺牲了睡眠，连夜给我赶制了一顶一米高的高帽子。感谢这位夫人，我戴着这么一顶高帽子，悠然自得，多少灭了造反派的威风–因为一米高的高帽子使我不能弯腰低头，只能昂首挺立，神气活现。
我折服了。我不止在辞书里被论证不是人，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也被界定为不是人。
那个时候，或者具体地说，那十年，在造反派“革命群众”心目中，我不是人。在我，失去了或者说被剥夺了人的尊严，既然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只能兽性复归，我成了能吃饭能够被强迫劳动能爱都能戴着一米高的高帽子游街的最最低等动物了。

后来呢？后来我躲进语词密林，经风雨见世面之后终于找回我自己。不论权威辞书怎么说，我又变成人了。
我此刻是一个人。我此刻还原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摘自《万象》第三卷第五期二OO一年五月，作者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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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按：很少看到以轻松玩笑的语气来回忆那段黑白颠倒的十年。不管是叹息流泪，还是冷笑直面，那都是一段荒谬荒诞可笑至极的岁月。现在的词典是怎么说的呢？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自称为“只跟工具有关，而跟思想无关的人”？